近几十年来，随着宗教研究各项议题的全面展开，学术界对中国宗教学的理论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宗教研究范式的构建工作也日显迫切。在此学科建设的内在要求之下，如何做到既能用整体的眼光看待包括儒、道、佛以及民间信仰在内的中国宗教传统，又找到适合各自研究对象的具体方法，并且能认真地回答社会各界提出的信仰和宗教问题，是摆在中国宗教学者面前的重大问题。为此，复旦大学哲学学院与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联合发起系列研讨，共同反思和推进中国宗教研究的方法论。继今年六月在北京大学之后，2018年12月1日在复旦大学举办了“中国宗教研究方法的新视野”工作坊。

　　工作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李天纲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张志刚教授共同主持。作为工作坊的一部分，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蒲慕州，于11月30日做了题为《汉唐之巫蛊、政治与宗教心态》的讲座。讲座分为巫蛊之源起、汉唐宫廷巫蛊事件概述、施蛊者之身份分析、被害人之身份分析、巫蛊事件反映至社会及宗教心态与现实。蒲慕州最后指出，我们对巫蛊的理解，不止于认识到它是一种民间信仰，或者是一种被人们有意识地利用来达到迫害他人的借口，更要考虑它之所以会成为有效的借口的生理、心理和社会原因。

　　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郁喆隽教授主持的“中国宗教”多人谈的学术沙龙上，张志刚提出中国宗教学研究的两个关键词：比较和对话。从比较到对话，比较是宗教学学术研究的起点。对话是围绕全球化时代、人类关注的重大问题。他以宗教观为切入点反省，回到中西方碰撞的开端，讨论信仰与理性的矛盾冲突。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李四龙教授谈了佛教研究方法的新趋势，他提出要用世界史的眼光和解经学相结合的角度，进行方法和领域的开拓。他认为，过去佛教研究强调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现在要多考虑中国宗教如何融入世界文明中，将中国佛教史看做是世界文明史的组成部分。

　　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程乐松教授以李天纲的新著《金泽》为例，指出生活世界作为基底的叙述和分析视角，让信仰研究摆脱了“日常-神圣”的二元框架。信仰显然不是为了在生活世界之外辟出一个飞地，面向超越地展开与日常性对偶的另一个语境，恰恰相反，信仰很大程度上以周期性的行动的方式达成对日常生活秩序的心灵认同，并指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需求。信仰的内在性不依赖教义或教条的贯彻，而是保持着与生活协同的高度弹性，这种协同感是生活世界的腠理和机制保障。

　　在第二天举办的工作坊中，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的王群韬博士以清代山西泽州府地区的三教合祀的“三教庙”为例，依据方志、碑刻、田野考察资料，围绕三教庙的“城-乡”分布格局、信仰人群构成及其与地方文化传统之联系等问题展开考察，力图探究这一“普遍存在的特殊信仰形式”所蕴含的中国民间信仰传统与习俗，并尝试提供一种民间信仰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范丽珠教授发言题为《宗教社会学中国宗教研究的理论建构 ——从“神道设教”谈起》，她认为，杨庆堃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提出的“弥漫性”宗教概念，说明了“宗教”确实存在于的中国亲属体系、家庭和经济团体，社区，国家以及儒教作为制度化的正统学说之中，而“神道设教”就是与制度性（组织性）的中国宗教的根本性特征。对“神道设教”的宗教社会学功能主义的分析，可以认识中国社会的“带有终极道德意义的体系”的儒教特征，并与民间信仰和释道两教的实践有机地串联起来。复旦大学宗教与国家安全智库陈纳研究员也从儒教与孔教的定义问题出发，讨论了作为中国宗教的名称、定义、范围及社会作用。

　　最近几年，中国宗教研究领域出现了不少采用社会科学（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作，突破了一般的义理式的宗教研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李向平教授的发言，切实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并给工作坊提出了这一问题。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沙宗平副教授以《人文立教与神道设教之交涉》为题，进一步讨论了人文宗教与神道设教之间的关系，指出神道教与人文教并不矛盾，且相互补充。两者在研究方法上可以不同，既需要义理阐释，又需要田野调查。李四龙教授则提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兴起以后，仍然需要保持“人文宗教”的传统研究方法，即按文献、经典、教义、教仪等文史哲学科方法来研究中国宗教，以深入阐释人类信仰深刻的精神传统。中山大学哲学系李兰芬教授的发言，不约而同地呼应了这个观点。她以《汤用彤的“为学”能“成”什么？》为题，讨论了汤用彤先生在哈佛大学开创的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结合哈佛式的人文主义哲学关怀来研究中古佛教的方法，颇能引申到儒家宗教性问题的讨论中启发后来的学者。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学愚研究员以《当代中国佛教研究的观察与反思》为题发言，传达出的信息表明当前的人间佛教研究，已经突破了单纯义理的辨析，进入到翻译和比较，文献和档案的实证阶段，除了对“弥散性”的民间信仰，三教混同的中国宗教有集中的讨论之外，参加工作坊的各地学者还对中国宗教的组织方式进行了新的剖析。中国宗教，虽不似西方宗教那样的“教会”（church）组织方式，但也在数千年的信仰实践中形成了强弱不一的组织方式。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研究员王启元就他熟悉的明清佛教的构成方式做了具体说明；复旦大学中文系讲师陈特就中国宗教的Institution问题按其本意做了细致辨析，均表明中国宗教传统自成一体。佛教、道教自是有宗有派，就是儒教、民间宗教也有着独特的组织方式。近代以来，学界大多以“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区分有组织的会、道、门和无组织（其实是弱组织）的香火祭祀。过去把两者划分得很清楚。

　　2011年以来，北大、复旦，还有港中大、台政大的学者在华人宗教研究系列四校论坛，以及复旦、北大的系列工作坊中提出：民间宗教和民间信仰两者之间的区别并没有那么截然。事实上，香火祭祀，日常拜拜中也有相当重要的社群联系方式，如“会”，如“社”的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陈进国研究员的发言题为《救劫母题：近现代的济度宗教运动及其动力》，在工作坊学者看来，正好表明香火祭拜式的民间信仰可以通过社、会、坛、堂，转化为强组织宗教，甚而崛起为剧烈的社会运动，因而产生暴力性的行为。然而，传统形态的中国宗教（包括儒、道、佛、民间宗教）一般都以弱组织方式活动，相对温和，并不激进。作为民间自发而弱组织的香火祭祀的庙会、社会，在日常生活中起到了文化传承、道德维系和社会修复的作用。在这方面，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郁喆隽副教授提交的发言尤其具有启发意义。郁教授曾以德国莱比锡大学博士论文讨论了上海城隍庙庙会在现代城市化过程中呈现的市民社会意义，这次工作坊他以《江南庙会的现代化转型：以上海金泽香汛和三林圣堂出巡为例》，说明了上海地区现代香火祭祀的复兴与传承。直至二十世纪前期，上海近代大都市建设并未消灭市中心的城隍庙香火，其承续状态表明它是在市民社会中的“转型”，而非“消亡”。同理，目前上海周边乡镇的庙会也可以转型的方式来传承。但是，不恰当做法，包括过度的商业开发，异化的权力渗透和大拆大建的“建设性破坏”，都会影响其内在进程，产生不良后果。学者们对此现象不无担忧，而愿意在学术讨论之余，以此建言于各界，或能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