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政网讯 1991年11月1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发表的第一部白皮书，也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公布的第一份以人权为主题的官方文件。

　　2021年10月15日，由中国人权研究会主办，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人权》杂志社承办的“中国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里程碑”——纪念《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发表3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措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人权研究院院长付子堂，中国人权研究会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海年，中国人权研究会常务理事、吉林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法学院院长何志鹏出席开幕式并致辞。会议由中国人权研究会秘书长、《人权》杂志社社长、总编辑鲁广锦主持。多位人权领域专家学者对白皮书意义作出高度评价。

　　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西南政法大学校长付子堂表示，一方面，人权白皮书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另一方面，人权白皮书为建构中国人权话语体系奠定了基础。正是人权白皮书的出现与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做人权事业”却不讲“人权故事”，“做得多”却“讲得少”或“不敢讲”的局面，让人们对人权概念“脱敏”，可以大胆地讲“人权”，理直气壮地讲“人权”。

　　30年过去，中国政府已经累计发布白皮书100多部，除综合性的人权白皮书，还有与人权有关的各种白皮书，涉及改革开放、扶贫开发、减灾行动等多个主题。武汉大学人权研究院执行院长张万洪表示，从人权白皮书到有关人权的白皮书，中国的人权实践赋予了人权更丰富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也提供了研究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新视角。

　　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提出了“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并提出“发展权应优先受到重视”。1995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进一步提出“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摆在首位”。2019年《为人民谋幸福：新中国人权事业发展70年》白皮书提出了“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表示，在对外宣示中国人权政策的同时，人权白皮书也是对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正是通过人权白皮书的不断总结，使中国政府对中国人权发展道路和推进原则有了越来越明确的认识。

　　人权白皮书还对国际社会关切的一些人权问题作出解释和回应。1991年《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回应了有关劳动教养、宗教信仰自由、少数民族权利保障、计划生育、司法中的人权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从人权保障的角度解释了相关政策。此后，中国陆续发表了中国的计划生育、改造罪犯、宗教信仰自由状况、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司法改革等专门领域的白皮书。

　　“30年过去了，愈发凸显出白皮书的重要历史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力宇表示，应该说，当年直接促使白皮书起草、写作并发表的原因，基本没有改变。例如，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乃至价值观的不同，中国与西方国家对于人权性质的认识分歧仍然存在。随着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搞强权政治的某些西方国家，将干涉中国内政的人权借口，变换为涉台、涉港、涉疆、涉藏等问题。这些国家不但对自己过去侵犯人权的历史毫无悔改之意，而且还实行“双重标准”，继续指责和污蔑中国“践踏人权”。所以，纪念白皮书发表30周年，回顾、还原当年白皮书起草、写作并发表的历史，具有重要意义。

　　“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权话语都无法脱离本国的客观实际，否则只是空谈。”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刘志强说，中国在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事业发展道路同时，也在尝试构建中国特色人权话语体系。实现人权事业的目标并非一日之功，仍需有扎实的理论研究，通过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理清人权的概念、权利、义务、分类、范围等人权基础理论问题，力求取得共识。

　　付子堂认为，未来中国在保障人权时需要协调推动政治权利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发展，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平衡推进安全、发展、人权三大领域的工作。

　　“人权状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与会者均认为，人权话语体系的构建离不开国家的发展、社会进步，需要不断加强内功，推动各项事业的建设，为人权事业提供坚实基础。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赵树坤教授认为，1991年人权白皮书的发表，标志着中国政府从过去的视“人权”为禁区，开始“直面”人权问题。虽然当时对于人权的理解仍显粗糙，对人权的关切仍有“被动反应”的一面，但是30年的人权白皮书发展实践表明，当初的“应急反应”阶段已经结束，中国政府主动推进、自觉发展人权事业开启并不断走向新阶段。

　　西南政法大学人权研究院博士研究生谭堾垿和张晗分别作了题为“中国白皮书话语分析”和“人权白皮书30年的话语实践及其社会文化功能：1991-2021”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