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高等教育和科技创新处于民族伟大复兴基础工程“最后一公里”的重要位置，既承担着培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历史使命，也直接参加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大学和学科是高等教育的重要支柱，是培养人才的“母机”。一流的高等教育需要一流的大学，一流的学科是一流大学的加速器，是衡量一流大学的重要标杆。建设高等教育强国，要把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深入研究高等教育发展趋势和大局，谋划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坚持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建设的价值引领

　　思想是行动的向导，观念的变革是实践创新的先导。科学思想理论指导是实践行动的前提。人类社会及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反复证明，思想观念的进步和革新，是科学技术发展和革命性变革的强大精神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要因势而为，坚持科学理论指导和先进思想引领。

　　（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人类认识世界提供了科学方法论，是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伟大的认识工具”和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和全人类解放为己任，坚持人民立场，维护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描绘了人类未来社会的美好图景，反映了人类对理想社会的美好憧憬，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马克思主义致力于科学地“解释世界”，更加强调积极地“改变世界”，合理地利用自然世界，实现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协调和谐。“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70多年的人类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具有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它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的根本指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就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思维能力，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正确把握学科发展方向，应对学科发展的重大挑战，克服学科发展重大阻力，解决学科发展重大矛盾，提升学科发展自信，把党的教育方针和科技发展战略思想转化为学科体系建设的实践力量。

　　（二）坚定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

　　学科为育人而生、因济世而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要更好发挥育人和济世的功能，必须同我国发展的现实目标和未来方向紧密联系，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归根到底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服务。学科育人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围绕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定方向；学科济世要把服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根本目标，围绕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谋发展。武汉大学自办学之初就把自己的使命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站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性交汇期，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要旗帜鲜明地讲政治，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正确把握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根据“四个服务”的根本要求，不断完善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包括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和更优美的环境等更高质量的生存性需要，也包括有更广的发展空间、更高的发展平台、更有效率的发展通道、更大的发展成就等发展性需要，还包括有更自由的人际交往、更安全的私人领域空间、更畅通的心理交流渠道等精神性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要满足人民物质生活水平质量提升的需要，也要满足人民追求更美好生活发展的“新的需要”，要满足人民发展美好生活过程中新的精神性心理需要。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作为落脚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重要方向。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学科建设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培养的是未来的建设者。面对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面对新技术和新的生产体系对劳动力市场的迅猛冲击和深刻影响，仅仅依靠知识传授和智力发展将无法适应技术变革的需要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终身学习、全面发展的能力体系，是学科建设服务育人的必然选择。

　　（四）坚决贯彻新发展理念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集中了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等发展过程的核心问题。发展理念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败与成效。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教训，针对我国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来的理念，是引领我国发展全局的思想指南，也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的思想指南。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决定发展速度、效能、可持续性。创新能力不强是我国学科建设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创新引领是增强学科发展动力的不二选择。以创新引领学科建设发展要抓住关键，围绕经济竞争力的核心关键、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国家安全的重大挑战，强化基础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以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学科创新发展突破带动学科的全面发展、全局发展。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发展短板和潜力的统一。以协调发展引领学科建设发展要注重整体性。学科发展有自身的规律性，就其与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关系而言，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行业的学科布局和发展态势，在一定发展时期有发展优势也有制约因素，有优势学科也有发展不充分的学科，但优势学科、重点学科与发展不充分的学科、一般学科的区分具有相对性，各国各地区和各行业在学科发展思路上，既要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板，又要考虑巩固和厚植优势，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才能实现学科高水平发展。绿色发展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也是解决学科发展自身生态问题。本质上来讲，无论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还是自然科学学科，都是要解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也要以各学科间相互协调的发展态势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绿色发展引领学科发展，要以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为发展旨趣，构筑良好学科生态满足人和社会的绿色需求。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科学技术是世界性的、时代性的，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要在开放的环境下创新，凝聚四海之气，借助八方之力。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也要既立足本国实际，又批判地吸收借鉴人类创造的理论观点和学术成果。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共享发展引领学科建设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人民情怀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世界情怀，不断推动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富裕，为各国共同发展创造机遇和平台。

　　二、把握中国特色学科体系建设的重点

　　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把党的执政基础理论与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学科统筹建设，把面向国家经济建设主战场与瞄准国际科技发展前沿的学科建设协同规划，把握学科建设大局，谋划布局学科未来融合发展。

　　（一）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已基本确立，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突出优势、拓展领域、补齐短板、完善体系，首先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旗帜。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要着力于展示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说服力，展示对当代世界发展变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制度、道路和文化发展的阐释力，展示指导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增强国家精神力量的引领力、推动时代特征与人类文明进步联结的作用力，把马克思主义学科优势有效转化为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和育人优势的支撑力。武汉大学作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的重镇，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建设为主体，整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党的建设与党的历史、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等学科力量，推动马克思主义学科整体发展。围绕“重大理论、重大现实、重大实践”问题，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优势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优势相结合，推动“优势学科、优质队伍、优秀文化、优美环境、优良机制”汇聚融合，构建课程、科研、实践、文化、网络、心理、管理、服务、资助、组织十大育人体系，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亲和力、针对性；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贯穿到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法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理论建设，马克思主义理论重点学科建设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融合发展建设呈现出协调互动发展的良好态势。

　　（二）强化基础学科建设

　　基础学科以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供人类生存或发展基本知识的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中数理化和农医的基础研究、信息学科、脑学科等，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中传统学科、“绝学”等。基础学科是学科的基础，一般很难直接创造经济效益，但能够创造出较大的社会效益。基础学科在学科建设中有重要地位。基础学科是应用学科和政策研究的根基和活水源头，如果基础学科废弛，应用学科和政策研究必然会成为无根浮萍、无本之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具有传承文化的作用，如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方言研究等虽为“绝学”，但对中国文化的变迁和传承具有重要意义。武汉大学作为具有深厚人文底蕴的大学，始终支持基础学科、“绝学”的发展。武汉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团队历时18年，编纂出古汉语大型工具书《故训汇纂》，在古代语言文字研究史上写下浓重一笔，其姊妹篇《古音汇纂》（历时22年编纂，2020年出版）填补此类汉语工具书的空缺，对汉语史，特别是音史、音理、音证的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自然科学的基础科学如物理学、化学等在历史上曾经是科技革命的先导。脑连接图谱研究是认知脑功能并进而探讨意识本质的科学前沿，这方面探索不仅有重要科学意义，而且对脑疾病防治、智能技术发展也具有引导作用。基础学科是“冷门学科”，但不是“冷”学科，作为远离社会经济发展主战场的学科，基础学科专业是“冷”专业，但对社会发展而言并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建设发展的。基础学科看上去同现实距离较远，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需要时也要拿得出来，如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对于发展国家关系和促进民族交流互鉴，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学科因为基础，因为“冷门”，自身发展的社会动能比较欠缺，更需要“伸出手搭一把”，促进其有效地持久发展。

　　（三）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恩格斯指出，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这就是说社会需要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第一动力。自然科学是这样，社会科学也是这样。创新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终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学科的生命力在于服务社会发展，在服务社会发展中创新发展。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国之利器。经过新中国70年的建设，我国科学技术在主要领域和方向上，总体来说在世界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为支撑和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劲动力，自然科学学科体系也日益完善。新形势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国家对战略科技支撑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面临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转换、方式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任务，需要依靠更多更好的科技创新替代低成本资源和要素投入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消除贫困、保障人民健康等挑战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日益严峻的环境污染治理上提供替代性选择，在应对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生物安全、国防安全等风险压力方面提供国家安全保障。自然科学各学科要始终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以科技产业链再造或提升价值链，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新中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发展奇迹。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积累实践经验，需要系统总结哲学社会科学，提炼新观点、构建新理论，形成反映中国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系，让世界知道“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做贡献的中国”的学术和学科，更需要在对现代化的研究中发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案，推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让世界了解中国学术、中国学科的价值和情怀。

　　（四）瞄准科技发展前沿

　　当今世界各国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中国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要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就必须瞄准科技发展前沿，参与世界科技前沿领域的竞争。把握好世界科技发展大势，锚定世界科技变革方向，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移动通信、物联网、区块链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以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脑科学、再生医学等为代表的生命科学领域，以及融合机器人、数字化、新材料的先进制造技术、清洁高效可持续为目标的能源技术、空间和海洋技术等学科领域，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和学科发展从跟跑向并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颠覆性技术，谋求对“卡脖子”技术或领域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实现自主可控才能牢牢把握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科技创新和学科建设要以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为突破口，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五）谋划布局“融学科”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融合趋势，解决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单靠某一学科已经无能为力，依赖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边际效用”式微，“融学科”发展趋势呼之欲出。2020年8月18日，在第九届全球地理信息开发者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仁对话中国工程院院士、感染病学家李兰娟，提出应对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能不能用一个网络空间的精准管理取代封城”的命题，实质上就是一个网络空间技术与医学传染病学、公共管理学、心理学、城市规划科学等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医学或信息科学相互融合的问题。设想，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如何保障城市，特别是超大城市的健康发展，需要多领域、多学科的融合协同，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一门类似于“城市健康学”的新学科。在长江经济带建设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把“长江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大保护”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而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要把长江流域上下游、左右岸作为一个发展共同体，统筹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考虑干流与支流、城市与乡村等关系，关切流域内各相关利益者的整体需要，需要从传统的分专业、分行业、分区域、分时期管理向智慧流域管理模式的战略转变，这同样也需要“高端智库”多学科融合共同谋划“长江保护学”的发展。在基础学科领域，包括一些应用科技的学科领域，要尊重科学研究的灵感瞬间，允许大胆假设、认真求证。谋划布局“融学科”发展，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要有这样的气魄和气度。

　　三、正确处理学科建设过程中的重大关系

　　学科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实践的产物，学科建设是多要素汇聚、多目标合成的复杂社会活动，受到一定社会条件的制约和影响。随着对学科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尤其是对学科内部知识精细化、专业化认识的加深，需要更加注重学科发展空间的拓展和发展动能的提升，更加注重协调学科发展的各种社会关系，为学科发展创造更加强劲的动力。

　　（一）党的领导与学科建设主体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是毫无疑问的。高校党委领导学科建设，不是面面俱到地具体参与学科建设事务，不是代行学科建设的主体责任，而是履行把方向、管大局、做决策、保落实的责任。把方向是把学科育人和服务社会的政治方向。管大局是管学科建设的总体布局和稳定发展的全局，管学科建设涉及长远谋划和现实需要相统一的态势，增强学科建设发展的科学性、系统性和预见性。做决策是要分析研判学科建设发展的现实条件和国情国策，从实际出发，民主科学地对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做出决策部署。保落实是要把学科建设的重大部署落到实处，提供学科建设发展的物力、人力、财力保障和政策制度支持。党的领导要通过学科的专家学者来实现，专家学者才是学科建设的主体。党的领导通过专家学者推进学科建设，首先要保证学科建设发展的方向正确、趋势准确、决策科学和保障有力，其次要能够形成有利于发挥专家学者创造性的工作机制。党的领导要集聚人才、发现人才，特别是高水平创新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和人文社会科学战略人才，加快形成系统的拔尖成长、尽才使用、潜能迸发、各展其能的培养机制、使用机制、激励机制和竞争机制，决不能以出成果的名义干涉科学家的研究，用死板的制度约束科学家的研究活动。

　　（二）学科内涵式发展“微循环”与学科发展“外循环”交流的关系

　　科学无国界，学科有边界。科学作为人类知识体系，它的研究表达、传播交流、功能价值可以跨越不同国家，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但是，作为服务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或者一个领域的学科，因存在着较大的竞争性而有一定的边界，同时不同学科因其研究对象的差异也存在一定的话语体系、知识体系的差异，也有一定的学科边界。学科边界以及服务对象的差异，使得学科发展过程中经常存在“最后一公里梗阻”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个如何处理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领域内部学科发展与外部交流互动发展的关系问题。毫无疑问，对于一个国家、一个部门、一个领域的学科发展而言，首先要着眼于其学科内涵式发展，以内循环为主，加强国家、部门内部学科之间的交流互鉴，交叉融合，畅通“微循环”，“打通最后一公里”。为适应中国共产党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工程的新形势新需要，加强党内法规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研究、对策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交流，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与武汉大学于2016年共建“武汉大学党内法规研究中心”，汇聚省委法规室和各大高校法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公共管理学等优势学科众多知名学者，围绕党内法规建设问题开展跨学科协同创新研究，打造集党内法规理论研究、智库建设、人才培养、高端培训为一体的高质量研究平台与国家高端智库，畅通校内相关学科联系，促进了各参与学科内涵式发展，形成了良好的学科发展动能。

　　畅通学科内涵式发展“微循环”并不是不要学科“外循环”交流。受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和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上升的影响，世界经济低迷，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因非经济因素而面临冲击，国际经济、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格局进入动荡变革期，经济对科技创新和学科发展的支持力度减弱，学科交流发展不顺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学科“外循环”交流受到梗阻。但是，国际上学科“外循环”交流“危局”频仍的暂时态势，并不会改变国际经济联通交往、科学技术交流互鉴的客观要求和趋势，改变的是全球科技和学科发展合作的方式，即由全球性多边合作交流向更多的双边合作交流方式转变。疫情期间，中国的医学和科技界人士与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交流合作，通过召开视频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分享经验、知识及技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8月26日祝贺中俄科技创新年开幕式的贺信所指出，中俄作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大国，推动两国科研工作者和科技界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必将转化为加强两国交流合作的强大动力。

　　（三）“增长板”与“补短板”的关系

　　管理学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又称“短板效应”）认为，由许多块木板箍成的木桶，其盛水量是由这些木板共同决定的，而最短的一块木板是木桶盛水量的“限制因素”。这一理论强调管理过程中要实现效益最大化，就要补齐“最短的一块木板”，即“补短板”。但是随着工业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在全球互联网的时代，密切合作的组织中每一成员并不是关注自己的“短板”，而是找出自己的“长板”，尽可能延长“长板”，甚至让“长板”的作用发挥到极致，即“增长板”。这在市场营销中叫“长板理论”或“反短板理论”。长板理论强调在组织中，由于组织成员的密切配合，每一个成员要最大限度地做强做优自己最擅长的工作。那么，对于学科发展而言，究竟是要“增长板”加强优势学科的建设，还是要“补短板”增强传统学科、冷门“绝学”的重点建设？需要说明的是，学科建设服务于社会发展或产业发展，但终究不等于产业投资，学科建设就其对社会发展而言，各个不同学科的作用既相互依赖又相互补充，共同推动社会发展。对于基础学科、传统学科、冷门“绝学”，如果不给予适度的“温补”，优势学科也会逐渐丧失发展动能而失去其优势。“增长板”和“补短板”犹如两只手，尽管存在功能和灵活性的差异，但本质上都是学科发展所必需的，不能偏废，也就是说基础学科、传统学科和冷门“绝学”与优势学科、重点学科在发展中要保持一定的张力。同时对于管理学上的“木桶理论”，还要看到它的不足，就是过于强调木桶的“板的长度”而忽视了“板的协同”，忽视了把木板连接在一起的“桶箍”和“底板”的作用。如果一定要把“木桶”拿来类比学科管理和建设发展，与其说学科建设发展要在“增长板”和“补短板”之间陷入“选择的烦恼”，不如说要把“增长板”“补短板”和“厚底板”有机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学科建设发展的永久持续动力。

　　学科是学问的集合体，是科学研究、学术话语、知识体系和社会服务的综合体。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学科体系建设，要具有辩证思维和底线思维，坚持统筹协调发展，发挥不同学科对社会发展的功能，共同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文明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