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将新闻学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并称为“对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提出要通过努力,使这些学科加快完善、更加健全扎实。就新闻学学科而言,其支撑作用之所以日益突显,主要得势于互联网勃兴与新媒体崛起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领域的渗透,它前所未有地促生了亟待新闻传播学研究应答的诸多问题,也为新闻传播学研究创新进取、跨学科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条件。

　　在即将过去的一年中,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在感应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强化着问题意识、拓展着学科建设的行动空间。

　　从典型案例中搜索问题、提炼规则

　　针对新近发生的典例个案开展的实证调研及问题分析,是本年度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要内容。2016年1月7-8日,中国法院网、北京法院网连续两天直播了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对“快播”涉嫌传播淫秽视频牟利一案的庭审过程,引发网民热议。有研究者从传播效果的角度深入考察分析了“快播”案及审理直播过程,指出控辩双方在法庭辩论中有欠深入、娱乐“段子”喧宾夺主、“网络直播”不够慎重、舆论对冲触发反感等欠缺,进而提出了改变单纯“用观念引导舆论”的模式,多用事实引导舆论,以真实的情况、数据弥补社会媒体零散、片面的报道,最大程度地还原事件全貌等对策建议。

　　还有学者结合天津港“8·12”特别重大火灾爆炸事故的报道案例,阐述了灾难报道和危机传播在制度和现实层面呈现的矛盾与冲突,指出城市危机传播的提升需以科学和专业为支撑,实现危机传播与公众需求、宣传框架内灾难报道和应急框架内危机传播的合理对接,以制度的形式消弭危机传播的随意性。

　　值得关注的是,《新闻记者》今年接续第3次发布了年度《十大传媒伦理问题研究报告》,该报告梳理了上一年度中10起影响较大的传媒伦理案例,并就这些案例中新闻从业者面对的“隐私权与知情权”、“人物报道的细节与新闻价值”、“充分报道与二次伤害”、“追查真相与越界触法”等矛盾冲突的是非界限展开讨论。这种以核心专业期刊为载体,以稳定的编辑设置为支撑的问题研究类报道的发布,无疑有助于新闻职业道德案例文献的系统积累和公共认知,增进新闻学界和业界的专业伦理意识和共识。

　　在学理外鉴内省中反思问题

　　随着媒介技术和传播环境的发展变化,新闻传播学研究也需要反观自身面临和存在的问题,不断自我调整、补充、更新和完善。《新闻战线》发表的一篇《新闻学研究的外部学科引证分析》报告指出:近5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的外部学科引证率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呈现出更加开放的发展态势,但这一学科领域的研究也存在“引证面窄,很多对于新闻学相当有价值的学科引证较少甚至完全没有引证;引证内容陈旧,较少关注外部学科前沿;引证结论多,关注研究方法少”等欠缺和不足。另一项关于我国新闻史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报告显示:自1979年以来,新闻史研究成果的数量大幅攀升,研究队伍不断扩展和壮大;研究内容多元化、研究主题聚焦化;得到的外部支持有较大改善。但随着新媒体异军突起,特别是在2011年后,新闻史发文数量与发文作者人数开始急剧下降。有研究者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是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不仅对现有的传播格局产生冲击,同时也对我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很多研究转到了新媒体方向。

　　“大数据”对各行各业和公众生活的广泛覆盖,催生出了数据新闻这一新型新闻报道方式,它被视为未来新闻业的一种发展趋势,一项有关数据新闻研究的分析报告指出:我国数据新闻研究的论文数量从2013年起明显增多,研究主题不断扩大,但总体看,这一方向的成果仍以发展研究和应用研究为主,且多采用个案研究和思辨研究方法。报告认为,未来数据新闻研究应着力从表层研究进入深层研究,增强研究思维的批判性和研究方法的多元化。

　　新闻传播教育历来是新闻学知识传承和理论成果产出的最大基地,有学者撰文提出,伴随着网络化关系社会的兴起,传媒行业正从过去以传统媒体、主流媒体、机构媒体为核心的“新闻传播舆论场”,逐步转变成专业媒体、平台媒体和自媒体协同互补的“公共传播舆论场”,因此,新闻传播教育的整体范式需要从面向“新闻传播”转向“公共传播”,应将新闻学这门注重规范和技能的学科与传播学这门注重经验和方法的学科进一步融合,这种融合既不会丢掉新闻教育最看重的“原则性知识”,又能强化传播学研究的“经验性知识”,实现两者的有效对接、充分交融。

　　积极拓展学科选题和研究方法

　　在互联网传播形态下,以往基于大众传播生态的学理建构已难完全适用于认知、解析新的媒介现象与传播规律,新闻传播学研究需要更多地引入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的知识和理论,拓展学科议题,丰富研究方法。

　　经济学界的数位学者考察了媒体报道对中央部门“三公”预算编制的影响,发现政府“三公”预算编制行为存在着预算执行比率越高,预算增长幅度越大的现象,而媒体关注能够显著抑制二者间的正相关关系;不同报道情绪对“三公”预算的治理作用存在差异;正面新闻报道能够直接激励官员抑制本期“三公”预算执行比率对下期预算增长率的正向影响,负面新闻报道则只有在行政治理机制介入时,才能发挥预算抑制作用。这一调研成果从预算公开视角拓展了媒体治理研究的视野和方法。

　　发表于《心理技术与应用》的一篇研究报告采用情景故事法的实验范式和移情归因测量的问卷调查方法,测量了诱发正性、中性和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表明:阅读诱发不同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对受众的人际信任有显著影响,并且阅读诱发负性道德情绪的负面新闻将使受众的人际信任水平下降。《心理学报》登载的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的研究成果,采用大数据研究方法对“温州动车事故”发生后40天内的94562条相关微博进行了情感分析,研究发现:包含不同道德基础的事件与不同的道德情绪相关联;对于愤怒、厌恶和鄙视,男性普遍有更高的表达倾向和表达强度,而女性更倾向于表达爱和同情且强度更高;对于爱和同情,团体VIP用户表达的可能性和强度都高于其他用户,个体VIP用户比非VIP用户更可能表达愤怒、鄙视和厌恶,而团体VIP用户表达这类情绪的强度最小。该项研究表明,虚拟网络中人们道德情绪特点依然符合道德基础理论,数据挖掘技术和情感分析方法可以作为网络表达情绪研究的有效手段。

　　此外,本年度先后发表的《跨学科视野下中国舆论史研究体系构建》《政治效能感对新媒体从业人员政治参与意愿的影响》《新闻游戏的概念、动因与特征》《中国特色词在中外传媒的使用特点及影响因素》《甲午战争期间日军战地摄影报道〈日清战争写真帖〉考察》等研究成果,在选题定位、跨界视角或方法运用上也都饶有新意。

　　持续推进评价体系和学科术语建设

　　新闻学学科建设的任务,不仅是要产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建构具有自身特质的先进理论体系,也包括建立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成果评价体系和优秀成果推介制度,不断优化和完善本学科的概念和术语体系。两年前,为增强国家新闻奖评奖工作的公平公正性和客观性,中国记协增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等11家新闻教研机构为首批试点请奖报送单位,这些单位可根据教学和研究工作中掌握的情况,推荐优秀新闻作品参加评奖。2016年,中国记协又新增了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等7所高校新闻学院为试点报送单位,这种广泛吸纳新闻学术和教育组织进入国家新闻奖项评价体系的制度创新,在学界与业界之间开拓了一个新的评价对话和评优互动的制度空间。在优秀研究成果的评选和推广方面,新闻学界这几年也更加积极有为,先后创设了数项新闻传播学研究成果的评优推介规程。201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新闻史学会、中国新闻史学会传媒经济与管理研究委员会各自分别接续公布了第三届“全国新闻传播学优秀论文遴选结果”、第二届“新闻传播学学会奖”和“2016年中国传媒经济与管理年会教师优秀论文奖及青年学子优秀论文奖”,这些常态化的优秀学术成果评价和推介,对于凝聚学界力量、弘扬学术精神、激励学术新人的成长、促进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研究的优质发展很有助益。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年度,《新闻学与传播学名词》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新闻学卷、传播学卷的编写和审定工作已全面展开,前者是对新闻学与传播学所用名词术语进行专业的规范化审定,后者是对新闻传播学概念和知识进行高质量的条目化总汇,这两项基础性的工作成果即将于2017年同时以印刷和网络在线的方式出版发行,其对我国未来新闻传播学科基本建设的助推作用和深远影响,令人期待。